这个问题很是耳熟，因为我已记不清这个问题今年被问到多少次了。上个月，《珠海特区报》还就这个问题采访过我，我把这次的采访内容贴出来，以回答那些有同样问题的朋友们。

     这样的问题，我已不是第一次碰到。记得去年在一个论坛上，曾经有个企业家提出了这个话题，立刻得到了很多参会企业家的共鸣，顿时这个斜刺里杀出的话题倒成了大家热议的主题。这也说明，这个问题是许多企业里都有的问题。

其实这不是一个简单的代沟问题，而是一个社会价值体系变迁的问题。社会价值体系的变化一般会有艰苦奋斗、追求财富、社会参与和自我实现等四个阶段：

在“艰苦奋斗”阶段，为了实现国家的经济目标，人们把自己全部的智慧和力量奉献出来。他们热切地希望公司和个人都能取得经济上的成功，因而愿意工作很长的时间。却并不要求很高的报酬。在这个阶段，劳动力的参与程度很高，人们活着的目的就是于好自己的工作，使国家更加富强。基于艰苦奋斗的价值体系通常出现在一个发展过程的起始阶段。

    随着一个国家财富的持续增长，社会就会进入“追求财富”阶段。此时，随着各个家庭存款和资产的增长，中产阶级开始产生。人们对国家的献身精神、对企业的责任感依然很强，但已开始弱化。在这一阶段，完成个人财富的积累是人们工作的第一驱动力。人们承认勤劳的必要性，但前提是他们必须得到适当的报酬。

在“社会参与”阶段，人们努力工作是为了更多地参与社会活动，为了被社会所接纳。到了这一阶段，家庭已经积累了相当多的储蓄和资本。中产阶级和上层阶级并存，他们往往追求的是经济利益以外的东西——休闲、情趣、生活目的以及社会地位。到了这一阶段，赚钱不再是人们主要或唯一的动力，人们追求一种更高质量的生活，而这种生活意味着工作时间更少，强调工作与生活的平衡。

在“自我实现”阶段，个人的需求和欲望超越了社会的需求和欲望。在某些情况下，个人甚至可能认为经济发展的要求与他们的个人目标是相冲突的。个人的目标以自我为中心：“我自己比我生活的国家更重要，我自己比我工作的企业更重要。”此时，工作的目的在于照亮一个人的生活，它被视为个人自我实现的一种手段，而不单纯是为了获得物质利益。

中国自1949年新政权建立后，新的社会制度大大地激发了民众参与国家建设的积极性，人人都愿意将自己的青春奉献给国家建设，这时期，涌现出了王进喜、雷锋、时传祥这样现身社会建设的模范人物。虽然后来这股建设热情被文化大革命中断，但改革开放后，集体主义的爱国热情仍然被继续延续，人们的激情和理想还是以国家为目标。这一时期是中国的“艰苦奋斗”阶段。

到了上世纪八十年代末，伴随中国经济十年的高速发展，人们的思想也开始发生了微妙的变化，国家和集体的观念逐渐淡化，人们开始更多地考虑自己的生活状态。也就说，中国从此逐渐步入了社会价值发展体系的“追求财富”阶段。这时候，正是现在八零后一代价值观形成时期，在他们的记忆力，没有“艰苦奋斗”的太多痕迹。而八零后的父辈们却是大半辈子都在“艰苦奋斗”的社会价值框架下生活。价格观的不同导致了两代人关系的紧张。

这一价值体系的变化并不是什么坏事，现在国际竞争更多地依赖于创新和增值，而不是较低的劳动力成本。集体主义价值体系并不是创新和新技术的沃土，以个人利益来驱动的价值体系更适合于创新，并符合企业家精神。

价值体系的阶段性变化可能被延迟，却很难被阻止。因此。明智的企业家应该采取措施引导这些价值观念上的变化，以宽容的态度来调整企业文化，从而让企业吸引更多有创意的新一代。

随着中国经济的进一步发展，中国可能很快步入社会价值体系的第三和第四阶段，九零后或零零后问题将接踵而至。但是只要认清了社会价值体系的发展，这些问题归根结底都是一个问题，只要以宽容积极的态度来迎接这些变化，这些问题就不再是问题。

     他认为，人生中有几件事会导致一个人“第二次起跑”：第一，大病一场，在死亡线上挣扎过；第二，夜奔，或者叫出走——夜奔和出走都是迫不得已的，不是穷途末路，不会选择远走他乡；第三，经受牢狱之灾；第四，事业上遭遇巨大变故；第五，家变。

     这些都是不幸的经历，如果经过这些挫折又能够重新活过来，这个领导者是可敬的。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邓小平是可敬的，因为他三起三落；史玉柱也是可敬的，因为在巨人集团失败之后又能够卷土重来。

      能够进行“第二次起跑”的人都是逆境智商非常高的人。日本企业家和田一夫就是这样一个人。他从大学毕业后，就继承了家里的蔬菜店来经营，通过近50年的努力，他将这个乡下的蔬菜店建设成为在世界各地拥有400家百货店和超市的八佰伴公司，鼎盛时期的八佰伴，年销售总额曾突破5000亿日元，员工总数达28000人。

      但是，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时，和田一夫盲目扩大投资，日本八佰伴公司出现经营危机，负债1600亿日元，公司不得不宣布破产。为了弥补自己的过失，和田一夫承担了全部的责任，将所有私产都抵了债，最后一贫如洗，只能租个小屋来住。

      1998年，已经70岁的和田一夫组建了一家管理咨询公司，并开办国际经营塾，决心将自己的经营经验和教训传授给年轻的经营者们。和田一夫的“第二次起跑”引起了日本社会的广泛关注和尊敬，他被日本媒体称为“不屈之人”。

     中国也同样有这样的“不屈之人”。1999年1月，原红塔集团董事长褚时健被判有期徒刑17年。2002年，褚时健因患严重的糖尿病得以保外就医。保外就医后褚开始了他的“第二次起跑”，他投身于水果种植业，建起了占地2400亩的果园，并立志带领果农们一起走向富裕。这个已过80岁的老人，在经历人生的剧变后，拍拍身上的灰尘，又开始了新的征程，丝毫不曾停顿。

     现在，又有几位往昔的商界巨贾正面临人生的“第二次起跑”。

      第一个是陈久霖，前中国航油（新加坡）股份有限公司执行董事兼总裁，他曾用10年将中航油新加坡公司从一个净资产仅为21.9万美元的亏损小公司，经营成为净资产超过1亿美元的大型多元化能源投资公司。2004年11月，陈久霖因从事油品期权交易而导致中航油5.5亿美元的巨额亏损，并涉嫌发布虚假消息和内部交易遭到新加坡警方拘捕。2006年3月，新加坡法院判处陈久霖服刑四年三个月，同时罚款33.5万新元(约20.7万美元)。2009年1月，陈久霖结束了1035天监狱生活，从新加坡回到湖北老家。目前，据说其已经回到北京，正积极准备复出。

      另一个面临人生第二次起跑的是戴国芳。戴国芳上世纪80年代靠收废钢起家，后来又先后承包了附近6家濒临破产的国有钢铁企业的部分车间，并借此完成了其“原始积累”。1996年，戴在常州注册了江苏铁本钢铁有限公司。2002年下半年，戴国芳得知，常州市准备在长江沿岸附近辟出3万亩土地作产业基地，戴国芳便通过各种手段，拿到了近9400亩土地。戴国芳计划投资106亿元，建设年产800万吨的钢铁项目。他多方筹措，从常州各个银行共借贷近40亿元。2004年，因固定资产投资过热，国家开始施行宏观调控。铁本项目因涉及违规审批和违规贷款被叫停。4月27日，国务院责成江苏省和金融监管部门对铁本项目涉及的有关责任人做出严肃处理，戴国芳涉嫌经济犯罪被刑拘。2008年11月，戴国芳走出牢门，目前虽仍被监视居住，但民间传闻，戴欲重掌铁本，东山再起。

     还有一人，出狱稍早，据说正积极筹措他的“第二次起跑”，他就是原伊利集团总裁、中国乳业教父郑俊怀。2004年12月，郑俊怀因涉嫌挪用公款被捕。2005年12月，包头市中级人民法院一审判决郑俊怀挪用巨额公款罪名成立，判处其有期徒刑6年。 2008年9月，郑因在狱中表现良好提前出狱。据知情人士透露，郑欲重回乳业，现已筹集40亿元的雄厚资本，计划在包头注册成立一个新公司，这个公司有个颇有寓意的名字——“新长征”。

      这三人当年都是风云人物，重出江湖，自然引起了不小的震动。但他们要想成功进行“第二次起跑”，像史玉柱那样实现完美的东山再起，似乎仍有些困难。因为东山再起，除了社会要给他们机会外，还有三个至关重要的条件：能够对所犯错误有深刻认识并吸取教训；负面事件不能给个人心理上留下太多阴影，之前建立的人际网络还健在而且接受信任他。就目前媒体的报道来看，尚看不出他们条条俱备。

      虽然这三位“大佬”的“第二次起跑”目前仍然扑朔迷离，但他们能再上跑道，就值得我们为他们欢呼。正如王石在听过褚时健兴致勃勃的跟他谈论果园的前景后所发的感慨，“虽然他境况不佳，但他作为企业家的胸怀呼之欲出。”

温总理此行是要向世界表达中国企业、中国经济的信心，选择华为意义非凡。

首先，华为是依靠科技进步的典范。据世界知识产权组织（WIPO）于今年1月28日公布的数据显示，在2008年全球专利申请公司(人)排名榜上，华为公司以1737项申请排名第一，结束了飞利浦垄断长达十年之久的“霸主”地位。华为依靠科技进步，这代表了中国企业未来发展的方向。

其次，华为在2008年业绩骄人。华为2008年实现收入170亿美元，比2007年增长了36%，而且其业绩远好于它全球的竞争对手：北美最大电信设备制造商北电网络已经于今年1月份正式申请破产保护；爱立信2008年盈利大幅度下滑，并宣布今年将在全球裁员5000个工作岗位；思科的营收也出现了下滑，并同样计划裁员。只有华为这边风景独好，在美国《商业周刊》评出的2008年度全球最具影响力企业中，华为名列第九，成为在全球代表中国企业的一个标兵。同时，华为入围最主要在于，它低廉的价格和高质量的产品，这是未来很多企业需要走的方向。

华为并不是今天才一夜走红，它已经持续快速增长了20多年，只不过，在这个全球的经济“寒冬”，它显得更为耀眼罢了。那么华为是怎么获得持续增长的呢？《企业文化》的作者特伦斯·迪尔和艾伦·肯尼迪认为：“一个强大的企业文化是企业持续发展的幕后驱动力”。

    纵览华为的发展历程可以看到，任正非自始至终都非常重视企业文化的作用，从最初的毛泽东的“斗争哲学”到狼文化的“不屈不挠、奋不顾身的进攻精神”，从 “通过无依赖的市场压力传递，使内部机制永远处于激活状态” 的《华为基本法》到今天“以客户为中心，以奋斗者为本”的华为和谐文化，处处都体现着“高压力、高绩效、高回报”的精神，都带着浓重的拼搏图存的欲望。

企业文化大师艾德佳·沙因认为，企业文化的核心或精华是早已在人们头脑中生根的不被意识到的假设、价值、信仰、规范等，由于它们大部分出于一种无意识的层次，所以很难被观察到。沙因认为，正是这些隐性的基本假设，我们才得以理解每一个具体组织事件为什么会以特定的形式发生。那么，华为的高压力和图生存的文化的隐性基本假设是什么呢？

任正非出生于贵州山村，共有兄妹七人。任的父母都是山村教师，薪金微薄，所以任家生活一直十分艰难。三年自然灾害时期，这个家庭甚至到了生存都难以为继的境地。任正非回忆说“我正好在那时念高中，当时最大的困难就是饥饿，天天都是饥肠辘辘，无心读书，我高二还补考了，我青少年时期并无远大的理想，高中三年的理想就是能吃一个白面馒头”。后来任正非大学毕业后参了军，在部队15年后，又逢裁军，任正非所在的部队被整建制裁撤，已经是团级干部的任正非不得以转业到了南油集团下属的一家亏损企业，后来任正非不甘寂寞，说服公司领导拨款研制交换机，花费了2年时间和300万元后研制失败，无奈任正非辞了职，妻子也离他而去。任正非前43年的人生经历只留给他一种记忆：生存的艰难和生活的不易。这也是人生给任正非的第一笔财富。

1988年．任正非创办华为，据他说“后来也是无处可以就业，才被迫创建华为的。”创业初期，华为生路同样多艰。当时，国际电信巨头大部分已经进入中国市场，华为不得不面对这些不论是财力还是技术都是华为许多倍的国际巨头。这些凶狠的巨无霸依仗雄厚的财力纷纷降价，意图将华为这家刚刚诞生的企业扼杀在摇篮中。一边是恶虎，另一边还有豺狼，华为除了要应付跨国公司的打压外，同时还必须面对中兴、大唐等国内同行的竞争。任正非自己会议说：“ 华为是由于无知，才走上通信产业的，当初只知市场大、不知市场如此规范，不知竞争对手如此强大。一走上这条道路，就如上了贼船，要么就是沉没在商海中，要么强大到年产值数百亿、有自立的能力。没有第三条道路可走。” 巨龙等一批批通信企业的先后倒掉让任正非始终战战兢兢，“十年来我天天思考的都是失败，对成功视而不见，也没有什么荣誉感、自豪感，只有危机感。也许是这样，华为才存活了十年。我们大家要一起来想，怎样才能活下去，也许才能存活得久一些。失败这一天是一定会到来，大家要准备迎接，这是我从不动摇的看法，这是历史规律。”如同勾践卧薪尝胆一样，任正非在一种假定的危机感中度日如年，他说，“华为公司只要稍稍不行了，怎么发工资啊？我觉得这是很大的压力。”

这种骨子里的生存危机感就是华为企业文化的隐性基本假设。

正是这种危机感，让任正非一而再，再而三地提醒华为员工“冬天”就要来了 ，“华为总会有冬天，准备好棉衣，比不准备好”。即便华为取得巨大发展，银行里有几十亿现金流了，任正非也不敢放松，“大家说是不是要多发一点，多分一点，我们说把困难度过去后，再看看。”

也正是这种危机感，促使华为在过去的18年里每年坚持投入销售收入的10％以上、近50%的员工用在研发上，尤其是最近几年，资金投入都维持在每年70亿、80亿元以上。

也正是这种危机感，催促着华为人像狼一样在市场上拼搏冲杀，自我加压，二十年笑傲市场不倒，在接二连三的行业冬天里常青。

人类的进化史就是一部生存危机感推动人类进步的历史。危机感不但是治疗人类劣根性的良药，也是促成企业变革的最大动力之一。华为的经验再次让我们认识到：企业兴衰，根本原因在于企业内部，在于企业能否保持持续的危机意识和创新精神，能否构建良好的内部机制，进而长期地保持自身的内在活力，从而为企业提供的是生生不息的长期牵引力。

      丁磊是谁？中国互联网界的大佬级人物。其所从事的互联网行业也算是高科技，与养猪业八竿子打不着，他为什么要去当猪倌儿呢？

      有人说，丁磊手上有60亿的现金。钱太多了，闲置是一种浪费，资本运作一下，也是为这些资金找一个好出路。

      但资本运作主要是资本所有方通过参与其他企业经营过程的价值方面，从而实现利润最大化和资本增值的目的，往往不涉及企业具体的生产经营。反观丁磊的养猪项目，不但要参与生猪的具体饲养，即便猪崽品种的选择、饲料甚至猪们如何上厕所这样的事情都要负责。所以从操作层面上看，这不像是资本运作，却像是要搞多元化。

      对待多元化战略，我并不否定，但主张慎而又慎。我认为，企业要采取多元化的战略，一定要考虑四个方面的问题：剩余资源的机会成本、自己的核心专长、将要进入行业的吸引力、以及项目本身的回报、风险、可行性等问题。

      先看剩余资源。丁磊现在手上有60亿的资金储备，他只准备动用其中的几千万，不到整个储备资金的百分之一。即便是资金规模小，在商言商，也要让这些钱实现利润的最大化。那么养猪是实现利润最大化的好办法吗？虽然去年美国一家公司宣称在中国养猪毛利润在90%，但是从中国畜牧业协会的调查来看，2008年，整个养猪行业的平均利润率也就在10%左右。而丁磊的互联网业务，即便在金融危机的寒冬，其利润利润率也是高高在上。从网易2008年第四季度的财报上可以可到，网易实现毛利润6.39亿元人民币，综合毛利率80%，其中在线游戏的毛利润为88%（2007年同期为90.7%）。既然互联网行业这么赚钱，为什么有钱不投本行业呢？即便是互联网行业投无可投，中国也还有不少利润率超过两位数的行业，比如房地产。就在房地产行业出现了整体调整的去年，仍有不少企业实现了20%以上的利润率。再比如白酒行业，据国家统计局的资料，2008年1-5月份，白酒行业毛利率为36.12%。而且据业内人士说，保健酒的利润空间要比白酒更大，这也就是为什么同样做游戏的史玉柱会选择做保健酒了。总之，可以投资挣大钱的行业很多，网易将储备资金拿去养猪，机会成本也太高了点。

      再来看网易的核心专长。网易是做互联网的，属于知识和资本密集型企业，其专长在于网络媒体、在线游戏、广告等。网易开辟养猪业务，不仅技术和人才很难转移，其管理经验因迥异于传统行业，也很难移植到养猪场。可以说，网易的这一多元化，完全属于非相关的多元化。据哈佛大学教授迈克尔•波特的追踪调查显示，不相关多元化业务的再售率高达74.4％。新的业务，尤其是与原有业务相关度不高的业务，需要企业具备很多不同的技能来整合它，如果企业不能在短时间内把这些技能组织起来，多元化的风险是巨大的，失败的概率非常高。这么来看，网易的养猪业务，前途似乎不容乐观。

      既然养猪不是上选，丁磊为什么还要养呢？难道养猪业的吸引力确实是高？判断一个行业的吸引力，要从成长空间、利润空间、切入门槛、竞争激烈程度等四个方面分析。首先看养猪业的成长空间。农业部2007年底曾预计，到2015年，优势区域生猪出栏将会达到4.0亿头，年均递增3.4%。优势区域尚且如此，整个养猪业的增长空间可见一斑。那么利润空间呢？前文说过养猪利润不怎么诱人，而且有关专家预计，今年上半年猪业将会盘整，盘整期间养猪业的利润空间将会受到进一步挤压。还有切入门槛。养猪要降低成本、提高效益，必须实现规模化养殖，这需要雄厚的资金支持，资金对丁磊来说不算问题。但无公害养殖中猪场环境、饲养工艺、引种、防疫等，技术要求都比较高，不过这些也可以通过引进相关人才解决，总之，养猪业的门槛还是存在的，但对丁磊来说，跨越的难度不大。既然养猪业门槛不高，丁磊能进，别人也能进，2007年，猪业掀起一波牛市，社会资金纷纷杀进，让养猪业从蓝海驶进了红海。综合上述情况来看养猪业，其吸引力真是一般。

      这么一分析，不讨论项目本身的风险、可行性问题，网易的多元化就已经显得不理智了。那么，丁磊为什么还要去做呢？有人说，丁磊养猪，意在网站。丁磊自己也承认，他要在养猪的同时办一个养猪网，全程直播养猪的过程，让购买网易牌猪肉的人吃上放心的绿色肉，同时，让全国的养猪业者通过该网交流养猪经验。现在国家号召家电下乡，但尚无网络下乡。农村人口众多，是一个巨大的互联网市场，现在基本上还处于空白状态。这么来看，丁磊此举的战略意义重大。

      冒险是企业家精神的天性，丁磊就是非常具有冒险精神的企业家，现在，他似乎又开始了一段新的冒险之旅。

     变革管理这门课程与战略管理、组织行为学以及领导学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可以这样说，有战略就必然会导致变革，要变革就不能不依托战略；进行变革就免不了会有阻力，有阻力就需要有助力，组织行为学和领导学会告诉我们阻力和助力从哪里来，怎么来。

     讲到“变革管理”，一般就会涉及西方学者提出的比较著名的三个模型，一个是美国心理学家库尔特·莱温（Kurt Lewin）的“解冻—变革—封冻”模型；另一个是美国学者詹姆斯（James）和凯勒（Kelly）的“重划—重组—重振—重生”的四大循环体系模型；最后一个是哈佛大学约翰·科特教授（John P. Kotter）的变革八步骤模型。其中科特教授的变革八步骤模型因其具有极强的可操作性，已经成为全世界经理人的变革指南。

      科特教授提出的八个变革步骤是：建立危机意识、组建领导团队、提出鲜明愿景、不断沟通愿景、授权员工参与变革、创建近程战果、再接再厉扩大和巩固战果、将成功注入企业的文化体系。这八个步骤在理论上非常有逻辑性，在实践上非常具备操作性，一般企业如果按照这八个步骤去推行企业变革，应当能够扩大变革的力度，减少变革的阻力，增加变革成功的可能性。

     在管理咨询的实践中，我发现科特教授的前四个步骤是变革的关键点。一个企业的领导人如果没有危机感，企业就不可能有变革的动因；在变革的过程中，如果无法建立同心同德的领导团队，那么变革就已经是先天不足；如果变革没有提出一个明确的愿景，那么变革的紧迫性和必要性就会受到怀疑，下面的人也不会知道为谁而战，为何而战，在变革过程中大家也不可能产生使命感和成就感；如果愿景没有好好的沟通下去，那么企业上下就不会同欲，也不可能促成全员的参与。所以，企业的变革一定先把这四点做好，这是成功的保证，也是避免变革失败的重要环节。

     另外，企业变革的内容有六个：思维方式的变革、企业战略的变革、组织架构的变革、业务流程的变革、管理制度的变革和企业文化的变革。不管哪个变革都会牵涉到人，而且，变革动力和阻力都会发生在企业人身上，如何来引导这些动力并减少变革的阻力？一般而言，变革的成功取决于两个重要维度，一是员工感觉到变革的必要性和紧迫性；二是员工感觉到变革对其既得利益的威胁性。如果前者高，后者低，那么变革的时机是最好的，变革的成功也会指日可待，若是前者低，后者高，那说明还需要把前面四个步骤再加强之后才能发动变革。

     虽然西方的变革模型很有逻辑性，但我们东方在几千年前也有了变革的理论架构，那就是《易经》六十四卦中的第四十九卦——“革卦”。“革卦”很精辟的论述了变革的态势、成功的条件和具体步骤。

     革卦是由下面的“离卦”和上面的“兑卦”组成的。“离卦”的卦象是“火”， “兑卦”的卦象是“泽”。水在上而下浇，火在下而上升。火旺水干；水大火熄。二者相战而后生变，生变即要出现变革。水被煮开，变革即成功；火被水浇灭，变革即失败。

     “革卦”的卦辞是“己日乃孚，元亨，利贞，悔亡。”意思是说“变革的时候要掌握关键的时机（己日），这样才能够掌握变革的节奏和变革的议题，以使全公司上下都能够信服变革的理念而全身投入参与变革。”“元、亨、利、贞”四字是变革的条件。“元”是指变革者必须提出新的变革的理念，并指出变革的方向。“亨”是指变革者要有推动变革的能力、手段和决心；“利”是指变革者要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以最大程度的减少变革阻力；“贞”是指对变革目标的坚持和碰到阻力时领导者要具备的韧性，不屈不挠，将变革进行到底。“悔亡”是指如果能够做到上述几点，人们将会接受变革，坚持变革，悔恨将会消亡。

     革卦的六句爻辞也说明了变革的六个步骤。“初九，巩用黄牛之革”是说在变革的开始阶段人们的观念、公司的制度和组织结构还坚守原来的样子，牢不可破。此时不宜有太大的举措，要慢慢寻找变革的契机，不可盲动。

     “六二，己日乃革之，征吉，无咎”，是说“当事态发展到转折点的时候就要果断出击，这样就可以取得很好的效果”。古人用十个天干计数，甲、乙、丙、丁、戊、己、庚、辛、壬、癸，“己”排在第六位，值日过中午偏西下斜之势，即事情已经过半，到了发生转折的时候。所以“己日“可以理解为“转折点”或变革的关键时刻。领导人必须要掌握变革的议题、变革的时间和情境。

     “九三，征凶，贞厉；革言三就，有孚”，就是说“启动变革后也不要急进，否则会发生凶险，要以正防危；对于变革的言论，要多次研究周密考虑，赢得人们的信赖，就可以进行变革了”。辛弃疾曾说“谋贵众”，就是指在事情谋划的时候最好多听听他人的建议。变革的过程中难免触动许多个人和团体的利益，所以只有听取多方的建议，才能最大限度地减少变革的阻力。

     “九四，悔亡，有孚改命，吉”，就是说“前一阶段的变革所取得的成果已经得到了成员们的认可，但人们对于是否坚持下去还心存疑虑，仍旧需要引领变革的人坚定他们的信心，这样才能保证变革顺利进行。”这也强调了树立新的愿景和目标对于变革成果的重要作用。

     “九五，大人虎变，未占有孚”，这个阶段象征变革已经获得了成功，领导人的观点、地位和成绩已经得到了肯定。新的愿景目标已经深入人心，新的政策制度得到贯彻执行，新的组织结构运转正常。此时，领导者可以着手全面、深入地推行变革，在原来的基础和经验成果上继续加大变革的力度，把试点的成功经验和成果与其它部门分享。

     “上六，君子豹变，小人革面；征凶，居贞吉”，此爻象征各地诸候或各级领导都已经全心全力地支持变革，此时变革大势已成，就连原来反对变革的成员也顺应变革的潮流而改变旧日的做事方法，洗心革面。这时候领导人不要太急进，应该抱着宽容和接纳的胸怀来接受那些愿意接受变革的成员，站稳脚跟，居中斡旋来争取最后的全面胜利。

     总之，中国的传统思想对企业变革同样具有指导意义。学习了西方的变革理论后，再了解一些东方哲学在这些方面的论述，便于我们更好地结合中国人的心理和文化实际，顺利地进行企业变革，从而带领企业从一个成功走向另一个成功。

支持者认为企业收购从感情上讲很难接受，但从商业角度去看这是很平常的企业并购案。美国百威啤酒就把大股权卖给了比利时啤酒厂，联想也收购了IBM的电脑业务，这都说明品牌无国界，没必要总把企业经营与民族感情联系在一起。

反对者则认为汇源缺乏民族责任感，企业做大了，拥有了品牌，应该考虑的不仅仅是利益，还应该有社会责任感，努力走向世界，做强做大中国品牌。

笔者以为，这种单纯的支持与反对的态度纠缠并没有多少实际意义。仅仅将此事视为一个普通的企业并购案，不免流于浅薄；指责朱新礼缺乏战略眼光和远大抱负，不免有点学生腔。苦心孤诣经营16年的品牌，朱新礼应该比谁都更珍爱；久经沙场的商海老将，做出此举，绝不会是面对金钱诱惑的一时冲动。那么又是什么原因让朱老总走出了这一步呢？

对于这个问题，很对人的第一反应是：肯定是经营上出了问题。但朱新礼在收购事件说明会上否定了这个答案“出售汇源并非汇源面临经营困难和发展瓶颈，而是按市场规律运作的一种商业行为。”

但最新的半年报显示，汇源的资金链确实存在很大压力。今年上半年，汇源果汁营业额为12.9亿元，同比减少5.2%，毛利率则从36.9%猛降至30.2%；集团的“现金与现金等价物”只有6.66亿元，比去年同期下跌48%，而存货却增加了2.48亿元，增长33.42%。而同时，汇源在国内采购的浓缩汁及果浆成本不断增加，导致原材料成本增加，加上折旧增长，企业的销售成本已经从去年同期的8.6亿元增加4.8%至9.02亿元。

事实上，在最近几年，汇源一直在寻找合作伙伴，它先后与德隆、统一组建合资公司，又引入法国达能、美国华平投资、荷兰发展银行作为战略投资者，并很早就筹划上市。如果汇源不是资金不宽裕，很难解释它这么频繁的融资行为。此次事件，很有可能就是汇源资金需求再次存在巨大缺口，多方努力未果的情况下才不得不委身于可口可乐。

汇源被并购虽只是一个个案，但却再次暴露出民营企业生存的窘状。

首先，民营企业最感要命的问题就是融资难。中国民营企业在融资之路上的艰辛历来就是个大问题，一方面是民间金融受到严厉压制，另一方面民营企业要想从国有金融机构贷款却处处受限。民营企业家在跟职能部门跑关系上耗费大量精力，而即便是耗费了大量精力，事情也往往未必能办成，迫使部分民营企业家试图挑战现有的融资体制，前些年的孙大午事件和今年的金乌集团高利贷事件，都是民营企业家面对资金短缺的无奈之举。特别是去年以来，随着信贷紧缩、人民币升值和出口退税的下调，企业经营成本不断攀升，一些民营企业不断传出因为资金链问题而倒闭或正面临倒闭危险的境况。据国家发改委统计，全国今年上半年6.7万家规模以上的中小企业倒闭，作为劳动密集型产业代表的纺织行业中小企业倒闭超过1万多家，有2/3的纺织企业面临重整。

其次，更致命的杀手是待遇不公。民营企业融资难的背后，是民企与国企地位的不平等和待遇的不公。比如，众多市场准入与行业垄断的存在，把民营资本阻挡在公用事业门外，那些自然资源丰富和盈利前景良好的领域更是让民企看一眼的缝隙都没有；民企走出国门，有关部门也不会像对待国企那样提供金融支持，即便费尽周折拿到贷款，其贷款利息也远远高于国企。还有税赋的征收和管理政策的执行，对民企也存在不少歧视和不公正。诸多方面的限制和歧视措施造成了民营企业资本力量薄弱的现状。力量的薄弱导致民企的市场淘汰率远远高于国企，更高于垄断国企，银行因此更不愿意贷款给民营企业，民营企业饱受资金短缺之困。恶性循环就此形成，民营企业的生存境况每况愈下。

从这个角度来说，讨论汇源该不该卖，倒不如审视一下我们的有些制度该不该修改。如果不能为企业创造一个公平、合理、高效的运行环境，那么谁能保证，汇源事件不过仅仅是一个开始呢？

中小企业贷款难的问题久已有之，而且算的上是世界性难题，那么为什么中小企业贷款这么难呢？原因有二：

首先，银行不愿意给中小企业放贷。银行不愿放贷的原因在于“两高”。第一，风险高。中国的中小企业平均寿命为1.5年，即便在市场经济相当发达的美国，也只有13%的中小企业能存活10年以上。银行发展要考虑风险和收益，如果贷款的中小企业破产，贷款就不能收回来，苦果只能银行自己吞。再加上中小企业普遍抵押不足、风险意识较为薄弱，所以，面对中小企业，银行只能捂紧钱袋，谨慎为上。第二，成本高。据统计，中小企业的采信与监督成本是大企业的5-8倍，和大企业相比，银行要花费更大的精力与成本来了解中小企业的经营状况，评估贷款的风险。

其次，中小企业贷款的渠道少。中国大银行太多、中小银行太少，尤其是真正的民营银行更是凤毛麟角。就连这些凤毛麟角的民营银行，也想把贷款往大企业投，因为目前整个金融体制和机制都是为大企业设计的，没有激励银行为中小企业贷款。

成立中小企业银行，解决不了中小企业“信用不足，风险难控”的先天性缺陷，那么只能是冲着解决“中小企业贷款渠道少”这个次要矛盾而来，那是否能药到病除呢？笔者认为即便如此也是“疗效甚微”。因为如果中小企业银行性质为政策性银行，那么参考中国其他政策性银行的运营结果，可以预见，中小企业银行可能又会成为坏账累累的金融机构。如果中小企业银行按照市场化运作，那么市场“逐利”之手又会将其贷款引向大企业，解决“中小企业贷款渠道少”的初衷将会背离。而且中小企业银行成立之后，其他的金融机构则可以理直气壮地不再为中小企业提供贷款服务，致使中小企业的信贷环境更为恶化。

要破解中小企业融资难题，就要解决好中小企业与银行的主要矛盾——“信用不足，风险难控”。首先，从发达国家的经验来看，需要政府以自己的信用来代替商业信用，为中小企业提供担保。比如，美国就专门成立了负责为中小企业贷款担保的中小企业管理局，其担保损失由政府承担，国会每年拨付预算。美国在中小企业担保方面的成功运作，为美国培养了大量进军“世界500强企业”的后备力量。其次，要为中小企业建立一套诚信评估系统，降低银行的风险控制成本。比如阿里巴巴，它利用2000多万家中小企业在阿里巴巴的网络交易信用，建立了一个民间诚信体系，企业只要失信过一次，就很难继续在阿里巴巴网络贸易平台上生存。这样的诚信体系再加上网络联保贷款的形式，银行就可以节省很多的信用查核成本。

 当然，中小企业贷款的渠道少的问题也不能忽视。政府应该采取一些措施，促进中小金融机构的发展，以期形成一大批以中小企业融资为主要业务、以社区为业务范围的中小金融机构。比如，可以允许一些优秀的贷款担保公司升级成银行，可以成立城市中小企业贷款公司，专为中小企业甚至微型企业提供贷款。

现在，中国中小企业正处于产业升级的关键时期，解决好中小企业融资之难，有助于中国整体产业的升级和发展。破解中小企业融资之难，需要政府和市场两只“手”的合力而为。

今年的国庆由于我要留在北京感受奥运氛围所以就不能留在新加坡。但是虽然我长期在外，这个我生于斯长于斯的地方依然是常常牵动我的思绪与神经。一个只有600平方公里和400万人口的国家能够取得目前的成就，同时最近被评为世界最佳宜居国家，这是非常难得的。管理国家的精英们的确做了很大的贡献。在国庆前夕，我反思新加坡建国的成功因素。应该有以下几点： 

1．  高薪养贤、高薪养廉。

新加坡建国以来非常坚持国家最好的人才应该在政府的内阁。这样才能够发挥最大的作用。在用人唯贤的前提下，政府经常主动更新换代，把最好的人才网罗至内阁。而且，这些治国的人才40多年来都没有发生权力斗争和拉帮结派的现象。这是非常难得的。第一任总理李光耀顺利的将政权交给第二代，自己作为内阁资政，为下一代领导铺平道路；第二任总理吴作栋也顺利的将权力交给第三代，自己留下做国务资政。确保政策一脉向承，确保政权和平过渡，也确保新人继续得到元老的支持。反观我们的临国马来西亚总理马哈蒂尔钦点了继承人巴达维之后又在内阁以外批评、干扰甚至公开呼吁总理下台。这是一个很大的差别。 

高薪养廉的政策，使得政府的高官都能得到很高的薪酬。有很多新加坡人不能完全理解。自开国以来贪污受贿的官员虽然也有发生，但次数与涉案金额基本上不是太大。这是“贤”与“廉”积极作用的体现。一个政府最重要的就是廉洁。如果让贪腐成为国家运转的常态，政府不只会失去公信力而且整个官僚系统也会跟着瘫痪与崩溃。 

2．  以经济发展为主轴。

尽管60年代，新加坡还存在政治意识的斗争，但自70年代后思想意识与政治路线已经不是整个国家运作的主轴，而是倾一国之力发展经济。不让国家在政治斗争中空转，这是新加坡成功的第二因素。在这个背景下，我们成功的执行了60年代的工业化和出口替代的经济部署，完成了70年代末的经济转型，突破了80年代的经济危机，加强了90年代的经济体制改造，解决了90年代末期的金融风暴。在这一系列的经济改革和提升过程中都没有发生政治的斗争与动乱，使新加坡快速的挤身于发达国家之列。

3．  社会主义思想的落实。

虽然新加坡奉行市场经济原则，但是在许多社会主义思想落实方面甚至比一些社会主义国家做的更到位。比如，经济适用房使全民居者有其屋，公积金制度解决了养老与医疗的问题，全民保险制度使人们在退休之后无后顾之忧，大众公交系统极大减轻人民交通成本和时间，公平的原则使学校与工作单位都能够一视同仁的对待不同种族的国民，对弱势群体的关照也得到较好的落实。政府还在不同的时间段把国家的财富分送给全民以做为回报……这些都是非常具有社会主义精神的措施。

4．  具备新加坡特色的民主制度。

西方对新加坡民主制度的诟病有二，一是一党强势，二是前总理李光耀与现总理李显龙的父子关系。其实民主制度是为了国家发展百姓安居乐业，而不是政客们为了维护自己的观点与夺取政权的活动平台。看看美国的竞选所要消耗的各种资源，看看台湾地区领导人竞选所造成的价值观混淆以及立法院闹剧，我反而庆幸新加坡的民主没有走到这个地步。我与执政党――人民行动党――没有任何关系，但是感觉到目前一党强势的格局是由人民行动党自己不断更新和反对党人才的匮乏所显现出的后劲不足所造成的结果；也是民众一人一票选举出来的结果。一党强势当之无愧何错之有。正如最近一个部长所说：“当人民行动党能够为人民和国家谋福利的时候，人民就应该投它的票；当人民行动党背离了上述两个原则，人民就应该唾弃它。”民主的真谛不过如此。至于说新加坡政府是李家王朝，就更没有客观理由了。从整个新加坡政权的转移，可以看出这中间有刻意的栽培，但也有能力的体现与民意的基础，决不是李光耀一言以蔽之。这也符合中国一句古话“外举不避仇，内举不避亲”。 

除了上述四点还有其它因素，这里不加赘述。 

国庆前夕祝福新加坡国运昌隆，人民安居乐业。

昨天从新加坡飞回上海为潍柴动力集团上了一堂企业文化课程，晚上到黄浦江畔与朋友观赏黄浦江夜景，天南地北的聊天。坐在酒吧的外面，迎面凉风习习，我告诉朋友我从1992年第一次到上海至今，能够真切感受到上海乃至全中国的变化。已经是11点多了，泡在酒吧内外的、在江边来回散步的以年轻人居多，他们的消费能力比我在30年前的新加坡还要强的多。中国是富裕了，中国也是真的崛起了。 

谈笑间，我们细数着北京奥运会中国军团所可能摘取的金牌数量。也许真有可能一跃成为全世界第一体育强国。中国朋友都表现的比较谦虚和低调。但是他们心中肯定有这样的期盼。 

回到酒店，回想起新中国建立至今近60年来。明天的奥运开幕真的是圆了中国人的世纪梦想。它的意义是非常深远的。新中国经历了1949年“中国人从此站起来了”的撼动；分享着1984年许海峰在洛杉矶的“第一枪”的激动；舞动着2001年“我们成功了”的感动；明晚将会向全世界展示奥运开幕式的震动。中国不止在经济上成为全球第四大经济体，在政治上扮演着举足轻重的角色。现在，在和整个民族息息相关的体育领域也将会交出一份令人信服、让别人能欣然接受的成绩单。我们有理由相信明天的奥运会开幕式将会是令世界震撼和叹为观止的。毕竟这个有几千年文明的民族是非常擅长展示自己的文化遗产，同时也很愿意与世界做出分享。这一次奥运的主题“同一个世界，同一个梦想”正是中华文化中包容性非常强的具体体现。

在整个奥运会筹备过程中，我们听到了许多批评和责难。这一些非议也许是主办当局可以用来鞭策自己的反面教材，也许在明晚的开幕盛典的成功展现之后大家就会把这些批评都抛到九霄云外。奥林匹克运动会是全球的盛事，媒体在报道之时应该尽量避免片面、煽情和不实的一面，应该帮忙营造一个欢乐、公平和友好的氛围。外国的政要也应该避免炒做一些政治、经济与文化的议题，以营造一个和谐、合作和共赢的局面。我们应该给主办国更多的尊重、更多的自由空间按照他们所熟悉的方式去处理各类不愉快或者突发事件。有时候，这些媒体与政要按照他们自己的价值观所做出的批评与指责是不具备操作性也不符合中国的国情的。奥运会不是中国的奥运会，也不是中国政府的奥运会，而是由中国人民组织、由全世界人民参与的活动。 

目前整个奥运会以安全第一作为最高的指导原则，非常遗憾的是前几届奥运会曾发生令人发指的、造成巨大损失的、干扰奥运进行的恐怖事件。对于这一类的破坏活动，一个坚定不移的原则就是坚决打击、决不手软，这是一个负责任的主办国所应该要确保的。其中所造成的种种不便，也应该是被大家所理解的。第二个原则是公平。主办当局说“要办一届有史以来最干净的奥运会”，这是一种公平竞技的精神。对于使用违禁药品的运动员应该全面取缔、决不姑息。主办国更应该率先垂范、起到表率作用。希望每位奖牌的获得者都是当之无愧的。第三个原则是欢乐和参与。在安全与公平的基础上应该要让民众有参与的便利和兴致。在尊重秩序与纪律的前提下，任何一种形式的欢乐活动都应该是被鼓励和被理解的。 

很多中国朋友劝我在北京奥运会期间不要留在北京。他们说这个叫做“避运”。但是，我不愿意错过这个百年盛典，特意飞回来感受一下奥运的魅力。这主要是对主办国的信心也是相信全世界有良知的人民都不希望奥运会有意外发生。在奥运的理想和光辉下，个人之间的价值差异、国家之间的利益冲突、民族之间的爱恨情仇都应该暂时放在一边，为奥运让路。君不见本来不想参加奥运开幕式的法国总统萨克齐已经抵达北京，而且声明在奥运期间不会会见在法国逗留的达赖。他同时还认为为了表彰中国组织奥运的工作，应该先给中国奥组委颁发一枚金牌。这就是奥运的魅力。

我们期待一届安全、公平和欢乐的奥运会；

我们期待一个新的世界上最强大的体育王国；